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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2022-10-11
在一起典型案例中，2020年7月1日，李某某因割腕受伤被送医，脱离生命危险后于7月2日转入普通病房继续治疗，7月3日李某某被发现坠楼身亡。李某某的亲属李某认为，涉案医院作为公共医疗机构，未对李某某尽到安全保障义务，故起诉要求涉案医院赔偿因李某某死亡而产生的各项损失合计2,377,963元。上海一中院对该案作出了判决。
上海首例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查询知情权案
白皮书显示，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10月31日，该院共审结人格权纠纷案件2,112件，其中实体审结1,734件。从案由分布上看，实体审结的案件中生命权、身体权、健康权纠纷占比最高，为78.95%；名誉权纠纷次之，占比15.16%。从涉诉主体上看，艺人、具有一定声望的作家、学者、网络“大V”等公众人物涉诉的案件主要集中于名誉权、肖像权、姓名权纠纷，占比约10%。
白皮书分析指出，近年来，人格权纠纷案件呈现以下特点：一是侵权行为日益复杂化；二是法律关系呈现综合性；三是新型人格权益成为焦点，包括将祭奠权、性自主权、生活安宁权等作为保护对象的新类型案件不断增多；四是网络成为精神性人格权主要维权领域。
发布会上，上海一中院播放了该院拍摄的一则短片，内容是关于该院近期审结的一起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：
刘女士时常接到莫名电话短信，怀疑是某购物APP泄露了其个人信息。客服告知刘女士APP虽会收集用户收货地址、联系方式等信息，但已依法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，不会泄露。后刘女士诉至法院，要求APP经营公司提供共计66项个人信息，并且说明对外披露、交互及共享等上述信息的处理情况。
发布会现场。上海一中院 供图上海一中院认为，刘女士各项主张系基于APP经营公司在隐私政策中列明的相关项目而推定公司有收集行为，并未尽到初步的举证责任，而公司对其是否实际存在收集作了合理的解释，在此情形下，刘女士主张难以采信。同时，公司依据相关规定以及具体实践，对刘女士的个人信息根据不同类型提供了查阅的最长期限，上海一中院经审核，上述期限均属合理。对于刘女士要求披露收集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式和情形等诉求，公司也已告知可查询的单独路径，刘女士知情权已获得基本保障。
综上，上海一中院维持一审判决，驳回刘女士上诉请求。
上海一中院表示，该案系《民法典》及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颁布后上海首例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查询知情权的案件，该案判决明确了个人信息知情查阅权的行使应在合理必要范围之内，为类似案件确立了标准，其处理结果具有较强的社会导向性。
女子割腕后送至医院抢救成功后跳楼，家属索赔
在上海一中院通报的一起典型案例中，2020年7月1日晚7时许，李某某因割腕受伤被送至某医院医治。医院对其进行手术治疗后即送至ICU病房，脱离生命危险后于7月2日将其转入普通病房继续治疗，并对其实施一级护理，医嘱家属需24小时陪护。7月2日晚11时许，医护巡房时发现李某某不在病房，遂唤醒陪护家属并告知情况。7月3日凌晨1时许，李某某被发现坠楼身亡。
事发后，派出所对李某某的亲属做询问笔录，亲属称“前天她割腕自杀，被送到医院抢救回来了。这次又跳楼自杀了”。李某某的亲属李某认为，涉案医院作为公共医疗机构，未对李某某尽到安全保障义务，故起诉要求涉案医院赔偿因李某某死亡而产生的各项损失合计2,377,963元。
一审法院认为，李某某因割腕受伤来医院处治疗，对于这种比较特殊的病人，医疗机构应当尽到更加审慎的注意义务，在护理看护上比普通病人要更加严谨细致。医院在将李某某转入普通病房后，在护理看护上未做到特殊对待，在其走出病房到坠楼身亡这段时间也未发现异常情况，对于李某某的死亡具有一定过错。但考虑到李某某坠楼系其主观追求的结果，其自身具有绝大部分的过错，故判决由涉案医院承担15%的赔偿责任即356,136.45元。涉案医院不服，遂提起上诉。
上海一中院认为，李某某坠楼系因自杀，属于自主追求死亡，李某某的自杀行为系导致死亡的根本原因。家属在需要24小时陪护的情况下却不慎睡着，具有监管过失。涉案医院系一家综合性医院，仅可能对李某某进行生命救助而无法进行精神治疗，无法苛求其按照专科医院的标准进行防范。而且事发地的两扇窗户均安装了限位器以及防护栏，符合医疗场所安全要求的行业标准，不存在安全隐患。医护人员每小时巡房符合护理分级制度，且院方已医嘱家属24小时陪护，应认定医院尽到了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。故涉案医院对李某的死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。涉案医院自愿补偿3万元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，应予准许。遂据此改判医院补偿李某30,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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